这种性格如同玩命--为苏联打头阵的中国侦察兵死得这么憋屈
上节回顾：就在胜利已经加速来临的时候，噩耗突至——8月10日，尚春和在梨树镇被苏军误杀。
尚春和的死是个意外，又不算个意外。
8月7日的总攻打响之后，关东军进行了激烈的抵抗。尤其是乌苏里江方向的苏军第二方面军方向上，日军依托要塞努力迟滞苏军进攻，试图为二线部队的调动争取时间。
孙鸣山小分队已在敌后连续与日军交火，取得其重要的调动情报，但与总部的联系出现了一定的问题。他们原定每半小时和后方联系一次，但此时由于战况多变，干扰严重，联络一度中断，电台几个小时呼叫不通。
▲ 抗联小分队成员经常穿着日军军服活动，这一点有时会成为他们的致命伤
此时，小分队的弹药也所剩不多，尚春和提出由他带人前往苏军前线部队方面，直接与之联络。孙鸣山做出了审慎的决定，令尚春和与另一名姓金的队员带扩编的游击队沿穆棱河布防，暂不急于和苏军接触，他自己留守电台，继续呼叫后方。
中午时分便传来了尚春和的死讯。
原来，到达河岸预定阵地之后，有逃难的平民带来消息，苏日两军正在附近的梨树镇（也是孙鸣山的妻子的故乡）发生战斗，日军正在败退。
得到这一信息，尚春和未与孙鸣山商量，便让老金率部队原地待命，自己带了一名小勤务员，前往穆棱街里和苏军接关系。
结果只有小勤务一个人跑了回来，面无人色。询问之后才知道，尚春和带着他走到接近穆棱城的时候，看到路边有一辆苏军军车，上面坐着四名苏联红军士兵。
尚春和上去用俄语向对方说话，一句话未完对方就开了枪。尚中弹后向后跑出数十步，苏军在后面追射，终于将其杀害于一根电杆之下。
事后分析，这可能与尚春和当时身穿缴获的日军军便服，还带着枪有关。处于战争状态的苏军士兵可能过于敏感，才引发了这场悲剧。
孙鸣山这时已经叫通了后方总台，闻讯之后大为后悔，早知如此应该把个性过于不羁的老尚留在自己身边。数万抗联打到此时所存已经不到千人，每个战友的牺牲都会令人扼腕，尤其是这种无谓的损失。
悲愤的孙鸣山当天三次通过电台向后方发电，要求调查是谁杀害了尚春和，要其承担责任。
苏方的回电则是严厉指责孙违反纪律，电台只能用于传达军事指挥信息，警告他不允许用电台搞其他活动。
愤怒的孙鸣山几乎砸掉电台。
这件事今天看来双方都有一定责任。苏方草菅人命，对于尚春和的死不当一回事可谓无情。
但孙鸣山此时连续三个电报要求清查尚春和死因，在苏方看来也有些过分——此时前线双方在混战中的军人超过两百万，每一分钟都有无数战士伤亡，岂是查案子的时候？
几十年后，孙鸣山对丁老承认自己有些反应过度。他说这是因为对苏联印象不好：“我是旧军队出来的，接受的教育就是仇视苏联，所以老跟他们抬杠。”
这大概有一半是真的，有一半也带夸张。当时中苏关系不好，曾经在前苏联当过“特务”的老兵们总是想方设法撇清和“苏修”的关系。
反正孙鸣山和苏方的矛盾升级是肯定的。这件事发生后，苏方依然按部就班地继续给孙鸣山小分队布置任务，并在11日通知孙把部队交给副手，自己返回——苏军已经开始向伪满南部进攻，准备调孙随先头部队进驻鞍山。
驴脾气发作的孙鸣山拒绝了苏军的命令，回话自己将留在当地，自行调查尚春和之死。这时，一支日本溃兵逼近了游击队据守的路口。战斗中孙鸣山被迫关闭了电台，一天后才和后方恢复联系。
13日，恢复联络后，苏方通知孙鸣山，伊凡诺夫少校16日会到穆棱大桥接他归队。
16日，孙鸣山和开车赶来的伊凡诺夫会面。此时的伊凡诺夫刚刚升任中校，被任命为梨树镇卫戍司令，正在春风得意之时。他给孙鸣山安排新的工作，调他至驻扎在麻山的苏军中担任翻译。
孙鸣山不干。他谈到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要苏军尽快调查尚春和之死；第二个是自己已经组织了一支游击队，应将其迅速归于抗联序列，所以，他不同意这个调动，要求留在梨树镇，并重归周保中将军麾下的抗联部队。
伊凡诺夫被气得满脸通红，很不高兴地说：“您过分了！”以军法威胁孙鸣山执行命令。
孙鸣山也火了，回道：“少他妈耍威风！我没有打跑了日本子，再找个洋毛子来管我的瘾！”
事情闹大了，和孙鸣山一起指挥游击队的老金赶紧从中劝和，加上别的苏军军官也来劝解，最终双方达成这样的协定——
第一，孙鸣山暂随伊凡诺夫在梨树辅助工作，其部队交给老金指挥并由其率领转到抗联属下；
第二，伊凡诺夫负责调查尚春和被杀一事，找到凶手，作出相应惩处。
本来这样也算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，但孙鸣山临了多说了一句：“先把尚春和的事儿给我弄清楚，不然我也会错杀人的！”
这句话惹得伊凡诺夫又差点儿拔枪。
不能说孙鸣山无理取闹，他认为苏方不重视中方立场和利益的看法是有道理的。他离开队伍不久，苏方把老金也调走了。
已经几百人的部队当时已经带起来了，如果交给中方可以很快扩编为一个团。现在，因为孙、金调离，尚春和被杀，这支部队群龙无首，后来一半自行解散，一半反投了当地的地主武装，很可惜地丧失掉了。
关于尚春和的死，苏方的调查明显敷衍了事。苏方称据查杀害尚春和的苏军是路过的，当时正在修车。车修好后就走了，也不知道他们属于哪个部队，无从惩处。尚春和的遗体则被老百姓当作“日本特务”随便埋掉了。
这样的结果孙鸣山很不满意，其实伊凡诺夫也觉得是交代不过去的。几天以后，他带着一套苏军中尉制服来见孙鸣山，意思是只要孙鸣山不再追究这件事，就可以获得提级。
孙鸣山不想要这件用战友鲜血染成的军服，他选择返回苏联去找周保中旅长，伊凡诺夫也被气坏了从此不再管他。
▲ 在维亚茨克与中国抗日联军一起工作的苏军军官们，估计伊凡诺夫也在其中
这其实是个错误的决定。孙鸣山不知道，这时的周保中将军已经率部渡江，东北抗联教导旅的作战部队均已入境，正在参加清理日本残军和和接收东北要地的任务。所以，孙鸣山应该在本地寻找战友，而不是回苏联去。
等发现营地已经人去房空，心情郁闷加上长时间在野外执行任务积累的疲惫和体力透支，孙鸣山当时就病倒了。
好在这时教导旅所属的农场和部分家属人员依然还在苏联境内滞留，其中包括了孙鸣山的妻子宋玉亭和孩子。她们闻讯赶来，才让孙鸣山得到照顾。
病，居然断断续续养了一年。
孙鸣山和他的苏方同事，也断断续续斗了一年。
苏方为孙鸣山提供了尽可能的诊疗，应该说，还是尽心在照顾他。但是，苏方也在不断施加压力，要求孙鸣山继续为他们工作。
中国此时正在内战之中，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急需了解中国内部的情况。这时，像孙鸣山这样既很容易融入中国社会，又有丰富活动经验，而且精通俄语的特工人员非常难得。苏方试图派遣他到新疆进行潜伏。
然而孙鸣山始终不肯接受这样的任务。他清醒地意识到，当年做“苏联特务”是为了共同对抗日本关东军，在二战结束之后如果继续为苏联做特务，那就是真正背叛祖国了。将注定难以得到国人的原谅。
苏方一度采用断绝生活费的方式进行威胁。
孙鸣山则坚决不吃苏联医生开的药物，只靠抵抗力，硬抗疾病。
最终，一年后孙鸣山渐渐痊愈的时候，双方各退让了一步——孙鸣山表示可以接受苏方派遣，但只肯被派东北地区；苏方也接受了，并热心地让一名少校军官送孙鸣山全家过境回国，先去宋玉亭的家，让他们团聚后再执行任务。
事后明白，这是一个双方都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退让，所谓图穷匕首见，便是这样的时刻。
【待续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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